“必不敢”是修身之道，更是成长之道。北京同仁堂有一副著名堂训：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，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。三百多年来，作为中药行业的老字号，同仁堂历经风雨而不衰，成为老百姓心目中的良心药、放心药，靠的就是这种“必不敢”偷工减料的精神。“不敢”已是忌惮之词，再冠之以“必”字，足见同仁堂对品质的敬畏、对良心的敬畏、对口碑的敬畏。对一个行业而言，“必不敢”是竞争之道，亦是生存之道；对党员干部而言，“必不敢”是修身之道，更是成长之道。　

“必不敢”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，集中体现为敬畏。“君子有三畏：畏天命、畏大人、畏圣人之言”，是对道的敬畏；“凡善怕者，必身有所正，言有所规，行有所止，偶有逾矩，亦不出大格”，是对法度的敬畏；“岂可暗室亏心，举头三尺有神明，此事天知、地知、你知、我知，何谓无知”，是对道德的敬畏；“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”，是对百姓的敬畏……正是有了“必不敢”的敬畏之心，才能“知其可为而为之，知其不可为而不为”，人类历史的车轮才能滚滚向前。

“必不敢”才能必有作为。综观古今中外，但凡事业有成、有所建树者，都常怀“必不敢”的敬畏之心。相传“书圣”王羲之成名之前写干了十八口水缸，洗毛笔的池塘都染黑了，“必不敢”懈怠，吃饭睡觉都在写写画画，其刻苦程度可见一斑。唐代岑文本官高而忧，“必不敢”忘乎所以，升任中书令后“受吊不受贺”，一生不置田产，不给子孙留钱财，始终如履薄冰、如临深渊，留下了才子宰相、文人宰相的雅号。

共产党人更是“必不敢”的典范。周恩来同志一生兢兢业业，为党、人民、国家和人民军队建立了卓著功勋，工作中他反复告诫大家要“临事而惧”，“必不敢”粗疏大意，留下了“人民的好总理”的美名；任弼时同志一生有“三怕”，一怕工作少，二怕用钱多，三怕麻烦人，“必不敢”贪图安逸，被叶剑英元帅称为“党的骆驼，中国人民的骆驼”；大将许光达，1955年首次授衔，他几次主动请求降衔，“必不敢”贪功，被毛主席称为“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”；“县委书记的榜样”焦裕禄，带领兰考老百姓除“三害”、种泡桐，“必不敢”心无百姓，受到万民敬仰。我党我军历史上，这样的人和事不胜枚举。

“必不敢”是头顶高悬的道德标尺，更是心中牢记的法纪红线。只有常怀“必不敢”的敬畏之心，在心底拉起一道警戒线，才有可能在本职岗位上作出更大贡献。相反，什么时候“必不敢”变成“可以敢”“必定敢”，什么时候就“祸不远矣”。从一些贪腐分子锒铛入狱的经历看，无一例外不是胆子随着权力长，一朝权在手，便唯我独尊、忘乎所以，什么红灯都敢闯、什么雷池都敢越、什么高压线都敢碰。一旦人生的字典中少了“怕”字，思想的堤坝便悄然失守。最终，擅权弄权者终将被权力反噬，正所谓“人不把权力关进笼子，就会把自己关进笼子”。

当然，“必不敢”不是这也不敢、那也不为，前怕狼后怕虎，而是有所敢为、有所不敢为。譬如，在学习成才上，“必不敢”自满懈怠，要增强本领恐慌、知识恐慌，常怀“空杯心态”，活到老、学到老，改造到老；在修身正己上，“必不敢”放纵放肆，要时刻自重、自省、自警、自励，慎独、慎微、慎始、慎终；在对待权力上，“必不敢”徇私枉法，要反对特权思想、特权行为，公正用权、依法用权、谨慎用权、廉洁用权，牢牢守住权力关；在对待官兵上，“必不敢”作威作福，要始终将官兵放在心中最高位置，相信官兵、尊重官兵、依靠官兵。

相反，在急难险重任务面前，要敢于挺膺担当，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，该做的事，知重负重、攻坚克难，顶着压力也要干，该负的责，挺身而出、冲锋在前，冒着风险也要担，敢接“烫手山芋”、当“热锅上的蚂蚁”，像“草鞋书记”杨善洲说的那样，“共产党员不要躲在机关里做盆景，要到人民群众当中去当雪松”。